60年代记忆栖落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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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越来越新，越来越放荡，自知已经无法追赶时代的老人，静默得如一块爬满青苔的石头，然而遇上阳光温热，时光柔软时，他们的唇边也偶然会开启近代史的门：“从前，下贵州的时候┄┄。”于是，一段红肿、破败的近代史，一截被风雨千锤百炼的生命骨架，一点点，一寸寸，既卑微又贵重地展开了。

老人说的“以前”，其实没有在时光之河中流出很远。在上世纪60年代，一个讲究集体出工同甘共苦的时代，餐餐有肉的理想在嘴上汪着虚无的油光，但在集体化运动中惨遭剃光头的山地，越来越无力赡养土地上的孩子。家家户户的日子，被饥饿鞭挞得奄奄一息。幸而，中国果然是地大物博的，贵州松脂特有的暗香，幽幽地浸染湘西，茅檐下的梅山垌蛮再也坐不住了，历史注定他们要用双肩挑出一条湘西与贵州的经济通道和文化通道。

贵州多崇山峻岭，岭多松树，赢得松油天下名。每年五月份一来，这种淡黄的美丽液体，总要搅起许多希望与离别的纠结。也许是乡镇生产队的高层越来越觉得共产主义的艰难，于是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以集体的幌子，派出几个富余的劳动力外出做副业，既响应了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号召，也略可宽解一下生产队捉襟见肘的窘迫。

从金石桥到贵州，走村过寨，冲州过府，比坐守家园又要多出一层艰辛和风险。在生存和风险之间，风险没有竞争余地的靠了后。天色未明的早晨，杉树皮覆盖的木房子，比往常要醒得更早一些，黑烟四散的松枝火把，照着面如菜色的妇人，在灶房里悉悉索索地忙碌着，一碗黄多白少的红薯米饭，是饯行的盛宴。一辈子从不曾温言软语的两个人，心事重重的情感都在饭碗里表达。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割松脂不兴单枪匹马，少则六七人，多则十多人，组成松脂团，共推一个懂江湖能认路的人为领袖，各自晃晃悠悠地挑着一对松油桶，便奔穿新衣吃米饭的梦想出发了。由金石桥到贵州，倘若顺风顺水万事如意，祖宗又保佑得力的话，三四天工夫也就到了。

60年代的金石桥，公路虽然谓之有，然而更接近公路的初期胚胎，不平整，不宽阔，凸起的像岭，凹下去的是沟。无论怎么不像话，相比于徒步丈量老鹰坡的先人来，相比于遭遇劫匪走上不归路的先人来，这仍然不失为一种划时代的幸福。

既然有马路，当然有汽车，一直可搭乘到小沙江，入小沙江后，转龙潭，经安江，至怀化，再由怀化转道新晃，过玉门和黄平，进入贵州余庆县的地盘，虽然说一路柳岸桃源，地迥天高，然而谋生的人，满肚子都是柴米油盐的疼痛，一眼望去满眼都是生活的紧箍咒，都是层层叠叠的阴影，再也腾不出半寸空间来安放闲情。

由余庆开始，绵延出去三四十里，再无半步平川大路。庄稼人的草鞋向来比皮肉要尊贵，一直在腰里晃荡着，一直到了余庆，才请到脚上来。越是山高坡陡，松树越多，油脂越丰厚。因此，跋山涉水险中行，是松油工的宿命。

在当时，一切资源都是国家的，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需要，所以湖南人在贵州的松树上挥刀子，贵州的原住民也不反对，但也有极小的要求，不能杀鸡取卵，松树不能往死里刮。

最远也未出过县城的头上包着帕子的男女，对这些远道而来的民工，表示出极大兴趣和好奇，总是要问他们如何山迢水远地来了。割松脂以两人为一组，分头行动。各自选定松树林之后，找一处无主的房子，寄下铺盖行李。因为天灾人祸的原因，偏远的村寨中饿死了许多人，留下许多空置的房子，只管住就是。

倘若天气晴好，便可以磨刀霍霍向松林了。太年轻太瘦弱的松树是不行的，必须选取胸径20厘米以上的大树，才能下刀。将V字形凹槽的刀往松树上一推，松树便裂开一道淡黄的伤口，渗出牛奶一样的泪，慢慢汇入竹筒，渐渐变成淡黄色，竹筒上方稍稍遮盖点东西，挡挡落叶灰尘之类的，以免影响松油的品质。

竹筒原本可以在当地买现成的，但为了成本最小化，同时也为了打发一个个孤寂无趣的晚上，松油工向当地人买了整条的竹子，截成一个个竹筒，比买现成的要省几角钱。

如果技艺够纯熟，每天能割三百多棵棵树，如果运气够好，一天可以收获六七十斤松油。但人生总是不如意的时候多，有时候松树稀稀拉拉，或者松树不出油，三四天也装不满一担桶。有时候遇上阴雨霏霏，一连几天都不出门，困在屋里心急如焚地啃老本。收获的松油根据国家知识，卖给当地的国家收油站，一百斤可以换回15元人民币。

常有山中走，没有不失蹄的。山里的交通意外，每天都在发生，小面积的流血事件，凭借代代相传的那点草药常识，涂一涂抹一抹也便混过去了。除非是伤筋动骨，走不动路，爬不了山，才会由同伴抬下山来，求助于当地郎中，造化好的，慢慢的就好了。造化不好的，种下疾患，或者不治身亡。好也罢，歹也罢，生也罢，死也罢，无非是命与运的猝不及防，无非是各安天命。

独自穿行在茫茫森林里，自己听自己粗重的呼吸声，仿佛被遮天蔽日的树木活埋，只有血液里还流动着日暮苍山远的寂寞寒凉。这种寂寞一直要持续白露以后，松油越来越少，提醒着割松脂的人该回家了，两三个月来的爬高爬低，几个月来离了妇人的浆洗缝补，每个人都蓬头垢面，脖子里一掏，掌心里便有了肥胖的虱子。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即从余庆奔安江，卖掉松油好还乡。只要可以回家，人怎么都是热腾的。

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家，却顾不上和妇人说上几句话，便急急忙忙的到生产队缴交副业所得，数目是早就议定了的，一般元左右。交完后发现裤兜里所余无几，甚至还有要家里倒贴的。

妇人一听，气得眼睛翻白，几个月没日没夜的牵挂和指望，瞬间转化为摧肝裂骨的痛楚，不由呼天抢地起来，骂没出息养不了家的男人，骂吃人不吐骨头的生产队长，也骂不分好歹贤愚的天地。然而，怎么骂，都是一只斗败的鸡，没人肯饶她半分钱。

不管如何诅咒割松油的艰难和辛勤，不管那些生活的企盼曾经被怎样拦腰截断，第二年的四月份一来，茅屋里的男人，又挑着松油路上路了，因为必须要活下去的人，一定会把碎了的希望重新修复，一定会期待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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