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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3/21 来源:不详

                            

从创建共产党到成立新中国丨: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年,中共中央领导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长征,是中共党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出版的《人类年》一书,公布了公元年至公元年年间人类历史进程中发生的个重大事件,中国入选了3个,其中之一就是年的长征。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气吞山河的英雄壮举,是中华民族英勇奋斗的壮丽史诗。

(一)

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博古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继续坚持过左的土地政策,将“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负总的责任。

此时,经过半年多准备的蒋介石,调集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决定首先以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年1月,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起异常凶猛的军事进攻。4月,国民党军队逼近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中央苏区在军事上已陷入四面合围。

面对国民党重兵进攻,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都不主张红军与敌军死打硬拼。但博古信赖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没有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坚持“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法,命令红军主力坚守广昌。博古和李德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要求红军同敌人“决战”。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愤怒地讲:“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

4月27日,国民党军向广昌发起总攻。当晚,红军被迫撤出广昌。广昌战役持续18天,是第五次反“围剿”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次战役,红军伤亡多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5。这次战役的惨败,宣告了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法彻底破产。

年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决定。随后,中央将这一决定报告了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

(二)

年7月,国民党调集31个师的兵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发起全面进攻。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在于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狭小的区域之内,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已成定局。

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年10月10日,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重要日子。当天,中革军委发布命令:由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军委第一纵队”,总人数余人,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委;由中央党政军机关、卫生部、后勤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军委第二纵队”,总人数余人,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

中央红军参加战略转移的主力部队,总人数8.6万余人。10月17日,中央红军主力出发了。毛泽东感慨万千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走出中央苏区了。这一天,参加长征的每个人并不知道,人类历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军事远征就要开始了,踏上征程的每一个红军都将成为前所未有的英雄史诗的主人公。

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最先被确定留下的“中央分局”的领导人是: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其他留下的高级干部是:何叔衡、刘伯坚、毛泽覃、古柏等。这些人都明白,留下来就意味着九死一生。后来,他们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三)

中央红军的行进方式是“甬道式”。走在队伍中间的是两个军委纵队,在其前后左右,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前方的左右两边开路,第八军团和第九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的左右两侧护卫,第五军团在军委纵队的后面担任后卫。

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的第一道封锁线,是赣南安远、信丰间的粤军防线。

粤军在与中央苏区交界的防线部署了东、西两个战斗群。粤军这样做,是想让中央红军不要入粤。8万多红军入粤,绝非粤军所能力敌;数十万蒋军再跟随入粤,他在广东数年经营的成果必然毁于一旦。此前,周恩来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与粤军的代表谈判,达成五项停战协议,最重要的就是粤军与红军互不侵犯。双方达成协议后,粤军在湘粤边境划定通路,让红军从安远、信丰间通过。10月25日前后,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第一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的第二道封锁线,是湘南汝城、粤北仁化之间的湘军、粤军防线。

仁化县城口镇是个隘口,南面的粤军严阵以待,北面是无路的大山,这里是中央红军西进的唯一通道。经过激烈战斗,红军占领了城口镇。红军前锋部队以每天百余里的速度开辟通路,11月8日,红军通过了汝城以南地域。在粤军和湘军混乱而单薄的防守中,红军通过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的第三道封锁线,是湘南良田、宜章间的湘军防线。

由于中央红军通过两道封锁线很快,致使何键部因时间仓促,分散于衡阳以南的粤汉铁路、湘桂公路线上各要点的兵力,来不及向湘粤边境靠拢。11月15日左右,红军全部通过良田至宜章间的第三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的第四道封锁线,是桂北全州、兴安间的湘江防线。

这是蒋介石真正清醒过来之后,精心布置的一道防线。11月12日,在红军向第三道防线挺进之际,蒋介石发布命令:以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指挥湘军与中央军16个师77个团“追剿”中央红军。国民党军队五路大军近25万兵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向中央红军实施四面合围,于湘江东岸与红军决战。能否突破湘江防线,红军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中央红军西渡湘江的渡口,在广西东北部的全州到界首之间。年11月27日,军委纵队距离湘江渡口界首还有80公里。因没有轻车简从,80公里的路竟然走了整整4天。这种缓慢行军,让红军官兵在湘江上构成的一条走廊式通道等待了3天。中国革命异常惨烈的战斗在这3天里发生了。

11月29日,周恩来和朱德赶到湘江边上的界首。根据他们的计算,即使到12月1日,军委纵队也不可能全部渡过湘江。此时,湘军进攻兵力超过红军阻击兵力的10倍以上。周恩来和朱德要求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无论如何要把敌人顶住,确保湘江上的通道完整和畅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的电报中讲:“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

11月30日上午,军委纵队的人马陆续到达湘江渡口。12月1日,中央红军阻击阵地上的告急电报一封接着一封,阻击战到了白热化状态,决定党中央和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到了。

红一军团第二师在距离全州16公里处的脚山铺一带构筑了第一道阻击阵地,冲击上来的湘军黑压压的一大片,把整个山坡都盖满了。湘军一轮又一轮地冲击,红军一次又一次地反击,厮杀声整整一个白天没有间断。聂荣臻政委提出战斗口号: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红三军团第五师奉命在距离湘江渡口70公里的新圩构筑阻击阵地,这是桂军向北攻击湘江渡口的必经之地。军团长彭德怀给师长李天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在这里坚持4天。战斗异常惨烈,师参谋长牺牲了,师长李天佑拿起驳壳枪冲出指挥所,政委钟赤兵在15团团长、政委都负伤的情况下,冲出指挥所向15团的阵地冲过去。

红三军团第四师在界首构筑阻击阵地,这里距离军委纵队的渡江地点只有几里地,这里被烧成一片火海。位于最前沿的10团团长牺牲后,军团长彭德怀冲出指挥所奔上前沿,被在第四师前沿指挥的师政委黄克诚拦住。

第八军团是中央红军长征之前在苏区仓促组建的部队,几乎全部由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新兵组成。这个军团的阻击战打得特别惨烈,这支从中央苏区出发时1万多人的部队,最后回到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战斗人员仅剩下人。

红五军团在掩护军委纵队安全的同时,还要掩护第八、第九军团向湘江渡口方向移动。红五军团第34师一直担负中央红军的后卫任务,在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之后,被阻止在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他躺在担架上,从腹部的伤口处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壮烈牺牲。

到12月1日下午5时30分,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经此一战,中央红军由苏区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中国工农红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中国革命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四)

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配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央派出了两支队伍。周恩来称他们,“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年7月6日,红七军团3个师共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冲破两道封锁线之后,进入闽浙赣苏区,企图调动敌“围剿”部队回援,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年11月4日,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七军团与红十军会合后,合编为红十军团。12月14日,在谭家桥战役中,寻淮洲壮烈牺牲。12月20日,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陷入敌军重围。年1月16日,粟裕、刘英等率领多名官兵突出重围,方志敏被俘,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刘英率领下,突破重围。转战到浙南,开辟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命令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8月7日,红六军团开始战略转移。10月24日,红六军团各部转战80余天、行程里之后,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主力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会师。10月26日,在四川省酉阳县南腰界举行庆祝大会。两支部队会师后进行整编,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萧克续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王震任政委。11月24日,中革军委来电,要求两个军团深入湖南中部和西部,最大限度地调动湖南境内的国民党军队,以减轻中央红军方向的军事压力。长征路上,中央红军曾试图与他们会合,但这条路已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无法走通。

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后,其他红军也进行了军事转移。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撤离后,年1月到达四川北部与陕西、甘肃的交界处,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年9月,20万川军“围剿”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奋起反击,至年2月,双方在战场上形成僵局。年6月,20万川军向万源发动进攻,这是关系川陕根据地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一战,红四方面军5个军参加了这场空前惨烈的战斗。8月份,红四方面军发动总反攻,采取猛烈攻击和长距离迂回战术,使川军全线崩溃。年底,万源保卫战结束,红四方面军在枪林弹雨中生存下来,下一步将迎接更严峻的战斗。

年11月11日,在敌军进行围攻的情况下,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红25军主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转到外线开辟新的根据地。11月16日,在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领导下,红25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西越平汉路,进入桐柏山区,开始西征。他们一路拼杀,转移伏牛山,奔袭紫荆关,北出终南山,翻越六盘山,于年9月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红27军会合,共同为后来的中央红军开辟了一块落脚的根据地。

与此同时,党领导的其他武装力量也在积极开展活动。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杨靖宇为军长兼政委。此后不久,又先后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三、六军和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汤原游击总队等。这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武装力量。

(五)

湘江战役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广大干部、战士对中央军事指挥错误的不满达到顶点。这时,毛泽东在与张闻天、王稼祥反复交换意见之中,做通了他们的工作,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毛泽东后来说:“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

年12月12日,中央领导人召开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李德主张从通道向北,与转战在湖南西部的贺龙、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认为国民党军队已在那个方向部署重兵,力主西进,向敌军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个建议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通道会议的当天,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布了西进贵州的命令。这是近一年多来中共中央第一次集体否决了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意见,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高层会议上获得多数赞成。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周恩来以主持者的身份,采纳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提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至此,红军的行军方向从根本上扭转了。6天后,中央红军向遵义方向移动。

年最后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猴场会议。博古、李德企图否定黎平会议的决定,与会者认为,黎平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无条件地执行。会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上面这三次会议,为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作了重要准备。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即将翻开崭新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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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年10月11日第5版

从创建共产党到成立新中国丨:生死攸关大转折——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主力胜利完成长征

单伟学习时报1周前

年,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主力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书写了大无畏的英雄凯歌,取得了战略转移的胜利。根据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新形势新要求,党制定正确的方针和策略,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推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新阶段。

(一)

按照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作出的行动计划,中央红军改向贵州北部进军,而不是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此,红军要闯过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自古就有天险之称的乌江。

乌江是贵州的第一道大江,流急滩多谷狭。为打破敌军妄想阻止红军渡过乌江天险的企图,中革军委作了周密的战斗部署。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作为先遣团,于1月1日由龙溪到达回龙场渡口。调查发现附近村庄不仅没有船,就连一只木桨,甚至一块像样的木板也全被敌军搜走。团长急中生智,决定扎竹排,乘竹排过江。他们挑了8名熟悉水性的战士组成突击队,但试渡没有成功。红军没有被困难吓倒,当晚红一师又立即组织第一、第三两个团熟悉水性的36名同志组成突击队,进行夜间武装渡江。2日上午,红一团用火力封锁对岸,以防敌人破坏跨江绳索。红一团还同红三团一起赶扎了30多个竹排,搭成浮桥。下午,强渡开始,红一师在岩门地区集中红一、红三团所有轻重火力,向对岸老渡口和观音寺工事里的守敌猛烈射击,掩护红一团在渡口狭窄处强渡。至4日,红一军团主力及红九军团由此渡江完毕。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县的回龙场、瓮安县的江界河、开阳县的茶山关全部渡过乌江天险,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敌军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企图化为泡影。

1月7日凌晨,红军完全占领遵义。在军委纵队及有关部队即将进驻遵义城的时候,红军总政治部下发了《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和八项注意通令》,要求各部队进城时严格遵照执行。1月8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致电各军团、军委纵队,命令红二师先头团“明日应向娄山关侦查前进,驱逐和消灭该地敌人,并相机占领桐梓”。娄山关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地形十分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央红军如果不及时控制娄山关,下一步行动将受到极大限制。根据军委指示,刘伯承、聂荣臻与红二师领导研究决定,命令红四团为先头部队,向娄山关挺进。经过激战,占领娄山关关口,然后乘敌溃退之势,一鼓作气向桐梓方向追击,攻占桐梓城。经过十余天征战,中央红军控制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的广大地区。

遵义是黔北的首府,是汉苗黎等各族商旅云集之所,市面十分繁华,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较大的中等城市。红军进城时,群众兴高采烈,鸣鞭炮欢迎,这是红军自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以来经历的最激动人心的场面。

1月12日,红军总政治部召开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革委会成立后,积极发动群众,贯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帮助组织筹粮、筹款、制作服装和印刷文告,动员青年参加工农红军。在红军总政治部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各军团都派出许多工作队深入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组织武装、建立革命政权。广大群众积极帮助红军筹备物资,护理伤病员,踊跃参加红军。在短短十多天时间里,遵义地区就有余人加入红军。

(二)

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通过这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会议集中全力研究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与会者多数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中央政治局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并及时向全军传达、贯彻。3月中旬,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明确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红军作战指挥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战略,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力争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四渡赤水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的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1月28日,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因敌军不断增援,再战不利,乃奉命撤出战斗,1月29日凌晨从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挥师西向进至川滇边的扎西集中。在这里,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川滇敌军很快又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这时红军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突然掉头东进,摆脱敌军,于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再占遵义城。在遵义战役中,红军取得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余人的胜利,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沉重打击了敌军气焰,鼓舞了红军斗志。经过激烈战斗攻占娄山关,控制了制高点点金山,敌军为夺回失去的主阵地,兵力增加到六个团,组织多次反扑,均被红军击退。蒋介石在打了败仗之后,调整部署,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红军迅速跳出敌军的合围圈,再次转兵西进,于3月16日至17日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动重兵围堵。红军突然又挥师东进,折返贵州,于3月21日晚至22日四渡赤水。随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蒋介石这时正在贵阳督战,红军出乎意料的行动,使他慌了手脚,急调滇军前来增援。滇军一被调出,红军立刻大踏步奔袭云南,兵锋直逼昆明。这时,昆明防守力量空虚,云南当局急忙调集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的防务。红军又突然掉头北上,于5月上旬渡过谷深水急的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三)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在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区时,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为顺利通过彝族区,由刘伯承兼司令员,聂荣臻兼政治委员,率中央红军先遣队向大凉山彝族区进军。彝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地方军阀以及奴隶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极其贫困。由于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他们对汉族不信任,不准汉人的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红军要路过这里,困难很大。为了顺利通过彝民区,中央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布告,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号召彝族人民同红军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时,在部队中普遍深入开展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教育,严格要求指战员尊重彝族风俗习惯,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秋毫无犯,以模范的行动来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杀鸡歃血为盟,实现了民族团结,使红军顺利通过了这个地区。

中央红军通过彝民区后,即向大渡河兼程前进。蒋介石飞抵昆明亲自部署大渡河会战,加强防御力量,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使中央红军重蹈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失败的覆辙。然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军是不会重演历史悲剧的。中央红军先遣队红一师第一团冒大雨经过70多公里急行军,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战胜惊涛骇浪,冲过重重火网,在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但大渡河水流湍急,河面太宽,无法架桥,全军数万人马不能在短时间内渡河。敌情紧急,中革军委决定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红军先头部队红四团以无比坚强的毅力,不顾饥饿,不怕疲劳,和敌人抢时间,和敌人赛跑,于5月29日晨经过公里的急行军,赶到泸定桥,发起夺桥战斗。22位突击英雄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冲到对面时,敌人放起火来,桥头立刻被大火包围。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战士们奋不顾身箭一般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去,和城里的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经过两个小时激战,守城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其余的狼狈逃窜,红四团英勇地夺下泸定桥。

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中跨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幻无常,有“神山”之称。有首歌谣说:“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中央红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向夹金山进军。红军指战员怀着必胜的坚定信念,以坚忍不拔的顽强毅力,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同心同德,团结互助,互相搀扶着艰难地向前迈进,战胜风雪严寒和高山缺氧等艰难险阻,终于征服了大雪山。

(四)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到达四川懋功(今小金)县城东南的达维镇,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师。6月18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兵力达到十多万人,士气高涨,战斗力大为增强。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

中共中央到达川西北地区后,发现这里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高山深谷,人口稀少,经济贫困,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地域宽阔,物产较丰富,又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特别是邻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中共中央根据这种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向西退却到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军事压力。为解决这个重大战略方针问题,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会上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张国焘也表示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但张国焘却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两军会师后蒙上了阴影。

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踏上了穿过大草地的艰难征程。大草地环境险恶,荒无人烟,到处是野草丛生的沼泽和散发出腐臭味的黑色淤泥潭,稍有不慎,踏进泥潭,就可能被吞没。红军指战员经过长途跋涉,体质十分虚弱,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饥寒交迫之中,很多红军战士在过草地时不幸牺牲。右路军走了6天6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召开扩大会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促其北上。按照俄界会议决定,北上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打赢了突破敌人封锁进入甘南的关键一仗。越过岷山,于9月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根据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的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恰逢此时,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同当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为迎接中共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9月27日,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会后,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旗)。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历时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西北的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在党中央领导下,红一方面军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几个省,战胜无数艰难险阻,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

(五)

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地区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7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达成“何梅协定”,攫取了中国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11月,日本又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而国民党政府则指派宋哲元等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喊出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热烈的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形势的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尽快制定出新的战略方针。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反蒋。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在新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执行“抗日联军”的策略等。

会议结束两天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充分论证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提出“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报告着重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全民族抗战兴起过程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表明党已经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表明党在继遵义会议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和组织问题之后,开始努力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表明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在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此后,中国共产党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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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年10月14日第5版

从创建共产党到成立新中国丨:合作抗战开新局——中国共产党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李步前学习时报

从创建共产党到成立新中国

年,是一个极其不平凡的年份。中国大地上,国内国际各种力量分化组合、风云激荡,上演了一幕幕大戏。

在这一年即将翻过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几乎超出所有人意料而震惊中外的大事——西安事变。作为当时中国最高统治者的蒋介石被扣押起来了,原因是他不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西安事变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之一。事件的主要发动者张学良说“我把天捅了个窟窿”。周恩来评价张学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斡旋下,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而顺利实现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一)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各路义勇军揭竿而起。他们驰骋于深山丛林中,出没于青纱帐里,同侵略者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

年2月,东北人民抗日武装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宣布原有抗日武装“一律改组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以及抗日联军游击队”。据此,东北抗日联军相继组建了11个军,最终形成了以“南杨(靖宇)北赵(尚志)东周(保中)西李(兆麟)”为军事指挥的抗日局面。“东北抗联”最盛时期发展到3万余人,威名响彻全国。

杨靖宇是东北抗联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之后第一、第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他任总司令,活动在南满地区的金川一带。年3月初,他得知奉天伪教导队一团团部76人将经过高丽沟前往通化县城的消息,便设下埋伏,准备伏击。但由于走漏了风声,敌人没有过来。于是杨靖宇故意放出消息说:部队将向东作战。他率部向东走了几里后,突然掉头返回到村里隐蔽起来,并告诉正在修路的群众照常干活。果然,几个小时后敌人来了。杨靖宇鸣枪为号,战士们勇敢冲杀,仅用15分钟就结束战斗,俘敌38名并有大量缴获。他对被俘伪军讲话后,伪军士兵议论说:“人家一个大队长(当时部队为保密称杨靖宇为大队长)讲话就这样呱呱叫……咱们‘满州国’的官连人家一个眼睛角也赶不上。”

为加强党对北方工作的领导,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年3月底抵达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他对华北党组织的状况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大力肃清党内“左”倾错误影响,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推动了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与此同时,刘少奇充分发挥领导白区工作的才能,通过撰写大量文章、报告及党内通信,阐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的正确策略思想,将党的秘密工作同群众的公开半公开的活动既严格分开,又正确地结合起来,扭转了白区工作的被动局面。

在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掀起新高潮的形势下,北方局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特别是解决当时干部缺乏的问题,作出决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中长期坚持英勇斗争的一批党员履行手续出狱。后来,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陆续出狱。年10月,薄一波、杨献珍等受北方局的委派到达山西,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他们接办了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并利用这一合法的组织形式,开办多种训练班、教导团,培养了一大批领导抗日救亡工作的骨干。

(二)

年2月初,率领红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毛泽东,来到陕西省清涧县袁家沟,冒雪登山,勘察路线。远眺着雪花纷飞的大好河山,他激情豪迈,怀着抗日必胜的坚定信念,写下了气势磅礴的不朽诗篇《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此时,离中央红军主力刚到陕北才两三个月。毛泽东力排众议,亲自担任“红军抗日先锋军”政治委员,决定政治局多数成员“随主力行动”,调集名地方干部随军东征,“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陕北由周恩来为书记组成中央局,主持后方工作。

这次红军东征历时两个多月,取得了重大战果,为后来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基础。5月5日,红军回师河西,并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的口号,呼吁蒋介石及其部下的一切爱国军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紧接着,5月19日至7月27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等组成西方野战军,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发起西征战役,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红军对坚持反共的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予以重大打击,解放了环县、定边、盐池、豫旺四座县城,开辟了纵横二百公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这次战役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发展西北的抗日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张国焘同党中央在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并公然宣布另立中央。南下过程中,红四方面军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损失,兵力由10万余人锐减到4万余人,其南下方针在实践中已告失败。年6月,张国焘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另一支部队红二、红六军团于年11月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出发,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他们北渡金沙江,越过大雪山,历尽艰险,6月抵达四川甘孜地区与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并于7月初召开庆祝会师大会。7月5日,红二、六军团奉命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党中央的积极争取,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要求与中央会合的压力下,张国焘被迫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

在红一方面军的接应下,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一幅无比壮丽的历史画卷,是人类军事史上的空前奇迹,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南方江西、福建、广东等八省的十几个地区,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采用灵活的游击战术和斗争策略,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领导南方游击战争的陈毅在一封信中写道,这三年游击战争“是我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他和游击队员“整年整月的时间,都没有房子住,大风大雨大雪的日子,都在森林和石洞里度过。风餐露宿,昼伏夜行”。年冬,负伤未愈的陈毅和战友们被敌人围困在梅山二十多天,生死未卜。他以对党、对人民的耿耿忠心,在衣底留下了豪气入云的“绝笔”——《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三)

年4月9日,延安城边降落下一架飞机,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是身穿飞行服的张学良。

当时,延安城还属于东北军的地盘,张学良派人将等候在城外的周恩来、李克农接入城内,他们从晚8点开始,一直谈到次日清晨4点。

这次会见双方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张学良提出的“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周恩来首先说明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表示回去报告中央。张学良根据这两年同蒋的不断接触和多方观察,认为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提议:“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周恩来对同张学良的会谈十分满意,在离开延安返回瓦窑堡的路上,他对同行的人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

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是建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一环。

这条统一战线的形成,经历了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逐步实现的。

华北事变后,党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鉴于当时蒋介石还没有明确的抗日表示,并且正继续加紧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进行“追剿”,所以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是“抗日反蒋”。

随着日本侵略华北程度的加深,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的矛盾越来越深,对于中日之间的外交谈判,蒋介石不再亲自参与,对日立场有所趋硬。而对共产党的态度有所趋缓,国共两党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等地秘密接触。

同时,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上层和下层相结合的方式,倾注很大精力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东北军是张学良的部队,九一八事变后退入关内,年被蒋介石调到陕甘一带“围剿”红军。第十七路军的总指挥是杨虎城,他还担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是一位具有民族意识、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亲自致信张学良、杨虎城,表达中共停止内战的政治主张。中央专门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还派刘鼎任东北军代表常驻西安。此外,共产党还开展了许多下层统一战线工作。

与这种变化相对应的是共产党统一战线方针的逐步改变。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没有再提“讨蒋”“反蒋”等口号,专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且将旧称“蒋贼”改为“蒋氏”,一字之差在全国社会各界产生巨大反响。5月31日,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制定了《抗日救国初步政策》,并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到了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中,明确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方针已经完成了转变。

经过多方努力,红军同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在西北地区形成了“三位一体”新局面。这种局面甚是奇特:双方默契地和平共处,即便前方发生了象征性摩擦战斗,后方集市上双方的采购人员仍相互打着招呼。红军剧团还可以去白区演出,当演出话剧《亡国恨》的时候,台下的东北军官兵哭成一片。

(四)

让东北军打红军,是蒋介石自认为“一箭双雕”的得意之笔。但西北地区“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让他大为失望。

年12月4日,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乘专列到西安。他请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师旅长以上军官一个一个地来华清池边吃饭边训话,要求这些军官服从他的命令,带领部队积极参加“剿共”,但是没有从他们口中得到满意答复。于是蒋最后向张、杨摊牌:要么上前线进剿红军,要么将两支部队调往南方,让出陕甘一带由中央军自己“剿共”。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及广大官兵所不愿意接受的。

当天晚上,张学良到住地向蒋“哭谏”,大意是:如不再对日寇加以制止和反击,那时“我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而无以自解”……张学良的痛哭陈词,并没有使蒋介石回心转意,反而责备张年轻无知,最后气急败坏地说:即便你用手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会改变。

第二天,杨虎城再次“诤谏”,无果。杨虎城回来后立即与张学良商量对策。张学良表示:“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他们决定扣蒋。

接下来的12月9日,成为西安事变的导火索。这天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城内上万名学生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极为恼火,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胡闹”,对不听劝阻者“格杀勿论!”张学良怕爱国学生遭到不测,亲自来到游行队伍劝说学生回去。一个站在前排的东北大学学生站出来,流着泪问张学良:“张校长(张学良曾兼任东北大学校长),您什么时候能带着我们打回东北老家去?”此言一出,张学良的喉咙哽住了,他沉默半晌,激动地高声向学生们说:“你们现在都回学校去,一星期以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如果失信,请你们把我处死!”之后张学良立即赴行辕见蒋介石,痛哭陈词,请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蒋介石不仅不为所动,还怒斥张学良是“犯上作乱”!张学良心中愤懑无比,进一步下定了“兵谏”的决心。

张、杨确定了行动分工:东北军负责骊山捉蒋,第十七路军负责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与安全。张学良选择最忠实于他的人去执行捉蒋任务。他还带着亲信到华清池熟悉蒋的居室位置。

年12月12日的清晨,陕西临潼骊山风景区内格外静寂。凌晨四五点钟,一阵清脆枪声骤然划破黎明前的星空。东北军一队卫兵突然冲进蒋的住处五间厅。等他们进入寝室时,蒋介石已经没了踪影,于是立即沿山搜寻。大约一个时辰之后,卫兵们从一个荆棘丛生的岩洞中架出了蒋介石。

(五)

西安事变的爆发,震惊了全世界。

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事前毫无所知。消息传来后,有人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但是也有不同看法,提出“不要急躁”“慎重考虑”等。

在弄清情况后,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2月1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充分肯定西安事变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坚决主张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争取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所欢迎的前途。中央还对红军作出部署,抽出部分兵力警戒和钳制胡宗南部,从军事上与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相互策应。

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研究,派遣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一到西安,周恩来便与张学良彻夜长谈,及时了解事变6天来的情况及各方反应。张学良向周恩来介绍了举行“兵谏”的经过,以及最近几天来蒋介石的表现。蒋介石初被扣时拒绝商谈任何问题,甚至伏在桌上,捂住耳朵,什么话也不说,现已允许商谈抗日。周恩来还同张、杨商定了与南京谈判的条件。

12月22日下午,一架专机降落在西安机场,已经等候在机场的张学良亲自登机,迎下了宋美龄、宋子文一行人。宋美龄与蒋介石相见后百感交集,她劝蒋介石忍耐自制,放弃宁死不予妥协的决心,接受张、杨谈判。在她的劝说下,蒋介石的立场进一步转变。他授意宋氏兄妹代表他与周恩来进行接触。

12月24日晚,周恩来由张学良、宋美龄陪同去见蒋介石。由于蒋介石称病,周恩来未能多谈就起身告辞了。第二天一早,宋氏兄妹和周恩来再一次去见蒋介石。周恩来向蒋介石表达了中共联合抗日的诚意及努力。在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下,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六项承诺。至此,西安事变以和平的方式宣告解决。

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逐渐成熟的时候,西安事变起到了促成这个合作的作用。毛泽东对西安事变的意义作了很高的评价:“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它“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便形成了,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共御外侮。

就在年即将消逝而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一首歌传遍了全中国。这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年10月16日第5版

原标题:《平邑县司法局党史学习教育进行时——从创建共产党到成立新中国丨年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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