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烁一时的宗教三书写的不是宗教,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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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抗日期间，陈垣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完成他自己所称的“宗教三书”（《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和自己所称的“学识的记里碑”《通鉴胡注表微》上。

这些书，很多是借历史发表自己的看法，不是写历史，重在写感想。

比如说，《明季滇黔佛教考》本来是考证明末清初佛教在云贵两省的发展历史的，但陈垣却在历史的考证中融入了许多知识分子怀念故国、抗节不仕的事迹，以此表彰明末遗民的爱国精神、民族气节。

陈垣自己说：“本文之着眼处，不在佛教本身，而在佛教与士大夫遗民之关系，及佛教与地方开辟、文化发展之关系……三十年来所着书，以此书为得左右逢源之乐。”

而写这部书的起因，也和现实有关。

陈垣看到，从抗战开始，作为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就步步退让，一直退到西南。于是陈垣就联想起明末的桂王也在西南，而桂王后来是失败的，他就异常担心中国的军队会走上桂王这一着。但他又感到当时的中国不同于桂王时代。因此他一方面觉得有必要，另一方面也有勇气来研究这个问题，撰写《明季滇黔佛教考》的想法便出现了。

他写此书是继承了全祖望、莫友芝的写作方法，一改以往实实在在写史实史事、尽量少发议论的作文风格，在考证的同时夹带议论和感慨，加入了更多主观色彩，借古喻今，把治史与抗日结合起来，借古喻今，表忠贞，斥降臣，将一腔深沉的爱国情怀，尽诉之笔端。书中，陈垣用相当大的篇幅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有一个叫名叫见月读体的和尚，原是云南人，清初在南京宝华山的寺庙当住持。清兵来时，有许多男女难民逃到他的庙中避难。有人告发寺庙中有人“通贼”，即和反清势力有联系。清兵就要把寺庙封闭，把那些所谓“通贼”的人抓走。见月和尚镇定从容，大义凛然，想方设法跟敌人周旋，最终保住了这个寺庙。见月和尚也很反感木陈和尚。木陈做了清朝国师，途经南京，来看见月，见月对他爱理不理。木陈走后，见月对徒弟说

：“他以国师大和尚的身份来向炫耀，岂不知，这个身份在我看来却是一钱不值！”

这个故事其实是陈垣的自况，他觉得，自己主持辅仁大学，与日伪当局苦苦周旋，保护爱国人士，其中的苦难和艰辛，与见月是一样的。

《明季滇黔佛教考》内容极其丰富，陈垣在书中写了很多典型人物，这些典型人物，不是和尚就是和尚的朋友，都与政治有关。

他还通过写钱邦芑削发为僧的经历，唾骂了一个叫邹秉浩的小人物。

钱邦芑原是江苏丹徒人，于南明永历年间以御史巡按四川。永历六年(年)，受任抚黔。第二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率众进入贵州，他退居贵州东部余庆县蒲村隐居。有个余庆县令邹秉浩曾向孙可望告密钱邦芑。孙可望便连续派出十几次使者请他做官，都被拒绝了。孙可望封刀交付使者说：钱邦芑若是听命来归，自有好官好爵对待，如其依然顽固抗命，便用这把刀把他的头割下带来见我！可是钱邦芑毫不屈服，并于永历八年在贵州修文潮水寺削发为僧，从此隐居僻处。

陈垣在评邹秉浩时愤然写道：“邹秉浩小官僚，奉命作走狗，可怜人也。”

有人建议陈垣删掉这种“不雅之词”。其实，他们并不知道陈垣的的真实用意。盖因当时有个小汉奸老是缠着陈垣，不断向日伪政府告密，死活在陈垣出来做事。

陈垣气得不行，脱口就骂他是“小官僚”、“走狗”。

他在写《明季滇黔佛教考》，发现邹秉浩就是这类“小官僚”、“走狗”，不骂不为快也。

陈垣还在书中替马士英翻案。

马士英是明末凤阳总督；南明弘光朝内阁首辅。他将史可法挤走，起用阮大铖，与东林党人和依附东林的前齐党高弘图等多有争执，导致南京陷落，弘光朝廷灭亡。故《明史》对他的评介是“为人贪鄙无远略，复引用大铖，日事报复，招权罔利，以迄于亡。

因为马士子英是杨文骢的亲戚，陈垣在“士大夫之禅悦及出家第十”谈到杨文骢时，趁机发了一通感慨，云：“……其戚马士英当国，干士英者辄缘以进，故为世所说；然其不屈也，世亦亟称之。”

这是针对马士英自南京失陷后，奔走浙江杭州、绍兴等地，最后入太湖投长兴伯吴日生军中继续抗贼，斗争失败后被清军擒杀之事，认定马士英对外不投降，不失节气，应该予以肯定。因为在抗战时期，陈垣想到了节气问题，也就想到了马士英，特别给他翻案。

陈垣在书中还专门写了一些人在降与不降中摇摆，终于没有投降，大节不亏。

如“遗民之禅侣第十五”中的吴中蕃就是此类人中的代表。

吴中蕃是崇祯十五年（公元年）举人。正当他踌躇满志之际，明朝灭亡，清兵入主中原。他以大明遗民自许，抱定“守节奉明”之志，隐居于贵阳梦草池。叛明降清的大汉奸洪承畴慕其名声和才气，派吴中蕃的昔日同窗劝说他效忠清朝，并持公文征召他到云南任知府。吴中蕃力辞不就，携带家眷潜逃到花溪上游的真龙山。不久，云贵总督甘文焜侦得了他的踪迹，又亲到真龙山征召，称朝廷将委以重任，要他出山赴任。吴中蕃以不问世事生活为由，婉言谢绝。此后，又推掉了另一个大汉奸吴三桂的邀请。就是这样一个人，到了晚年，竟然一度动摇，差点就投降了清朝。

陈垣觉得，吴中蕃“幸能临崖勒马，猛然回头”，是因为他有好的儿子阻止，有好的朋友相劝，这才保住了晚节。

吴中蕃是不是“有佳子弟，则必有道义交”才没降清，这只是陈垣个人的感觉。因为，他在沦陷区目睹过许多曾经动过投降心思的人是在儿子和亲友的劝导保持了节气的。

陈垣写吴中蕃，只是纯粹的借历史发表自己的看祛，不是写历史，而是重在写感想。他希望自己这本书可以激发知识分子要爱国，越到抗战后期，越要坚持民族气节。

陈垣对青年人的看法，在这时期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之前他只是勉励青年好好读书。因为看见老官僚、大汉奸家里的子女每每是反对老子当汉奸的，就认定青年人大有希望，中国一定不会亡！

对一批坏透了的人渣，陈垣原先是不想写的。后来想想，又写了“释氏之有教无类”一篇，写这些坏东西，当成反面材料来鞭挞。

他写马宝，说这人水性杨花，反复无常，一如《三国演义》中的吕布。

陈垣骂他：“若而人者，可谓无佛性也。然狗子有佛性，马宝何得无佛性！”

显而易见，《明季滇黔佛教考》虽然仍像过去一样，分析宗教史，有考证，但内容与过去大不相同了，感慨既多，议论也多，抒发了很多爱国感情。

陈寅格称此书“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

陈垣本人后来也说：“此书（指导《明季滇黔佛教考》）作于抗日战争时，所言虽系明季滇黔佛教之盛，遗民逃禅之众，及僧徒拓殖本领，其实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民族气节，不徒佛教史迹而已。”

《清初僧诤记》着重写清初东南一带佛教的一个侧面，讲述法门之争，实际上是写清初东南一带人民抗清斗争的历史。主要是探讨法门中故国派和新潮派的矛盾。说明这些矛盾实际上是民族斗争在宗教内部的反映，是政治上抗敌派和投降派的斗争。这也是当时抗敌斥奸、有感而发之作。

柴德赓在《陈垣先生的学识》中此书认为此书着重弄清了两个问题：黄宗羲不愿做和尚的原因和解决了什么是“投降”的问题。

他说：“在清初有很多人为了不愿做清朝的顺民而剃头，宁可为做和尚而剃头；但黄宗羲坚持不出家，不做和尚，这是为了什么呢？原来当时庙中都保存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和尚每天都必须对此朝拜。当今皇上是谁？那是清廷统治者，这岂不是天天要向清廷统治者叩头吗？不干！这就是黄宗羲不愿做和尚的原因，过去一直不清楚，到抗战时候那就看得很清楚了。”

又说“清初清廷统治者规定人人都要剃头，做它的顺民。这样剃了头是否就算是投降了敌人呢？不算！因为这是被迫的，虽然也是耻辱，但还可以原谅。如果出去做官，那就是主动向清朝投降，是汉奸。这问题是因为在抗战时期沦陷要划清界限而提出来的。在沦陷区中受耻辱的事很多，如打手印，领良民证等，但这些都是被迫的，不能算是投降。凡是在敌伪大学教书，在敌伪机关工作的，那就是汉奸。《清初僧净记》不仅解决了历史上的问题，而且也解决了现实中的问题。”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年7月完稿。本书考述南宋初年，北方宋朝遗民创立全真、大道、太一三种新道教，藉以团结训练、自谋生活、不在新朝做官的史事，阐明这批士人义不事敌的操守。

柴德赓在《陈垣先生的学识》一书中说：“陈援庵先生对道教早就开始研究了，除《道藏》外，他还收集了很多道教碑的拓片，并著《道家金石略》。抗战爆发后，陈援庵先生身处沦陷区，就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生活在异族统治下，思想很苦闷，简直活不下去。那宋亡于金人后，淮水以北的人民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的思想又是如何？”过去这段历史很少有人注意，因为这时陈援庵先生也处在沦陷区，不由想到此事，于是他根据收集到的材料，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南宋北方有四种道教：一是江西龙虎山的正一教，这是张天师传下来的老牌道教。另外，在三个地区产生了三种新道教──全真教、大道教、太一教。这都是在北宋末，南宋初先后形成的。原来北宋的一班读书人不愿做金人的官，便出外讲学，以此反抗金人，由于亡国时间长，后来便逐渐形成了上述三种新道教。《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这本书实际上是记载了北方人民在金灭北宋以后的生活与思想情况，也是抗战时期沦陷区人民生活与思想的写照。”

《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和《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合称“宗教三书”。

对于这三书，陈垣是这样说的：“皆外蒙考据宗教史之皮而提倡民族不屈之精神。”其中《明季滇黔佛教考》“其实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民族气节，不徒佛教史迹而已”；《清初僧诤记》因“日军既占据平津，汉奸们得意洋洋，有结队渡海朝拜、归以为荣者。时方阅诸家语录，有感而为是编”；《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也是“有感於宋金及宋元时事，觉此所谓道家者类皆抗节不仕之遗民，岂可以其为道教而忽之也。因发愤为著此书，阐明其隐”。（《陈垣来往书信集》，页，给杨树达函；陈垣分别为宗教三书所写的《重印后记》，参见《陈垣史学论著选》，、、页。）